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 日本近代教育制度

一、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从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日本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体系。

明治维新以前的260多年，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江户时代或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是指以武将为领导的，独立于日本天皇之外的最高权力机关。17世纪，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日本由德川家族所建立的幕府统治着，天皇完全处于幕府的控制之下。在地方，日本的封建主称“大名”，他们的领地称为“藩”。在幕府和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日本也相应在形成一种独特的崇尚勇武、坚忍、重名轻死的“武士道精神”和信佛敬祖、严守礼法的“神道教精神”，对日本政治、思想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日本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日本教育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文化主要有儒学、国学和兰学。

幕府时期，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对精神支柱天皇的效忠，日本非常崇尚中国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国宋朝朱熹的朱子学。日本人吸收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和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构成了日本封建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日本将儒学加以改进，更重视“忠”、“勇”，而不是“仁”、“孝”。

这一时期，在日本思想文化领域中，日本本土所形成的“国学”也逐步得到发展。它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大和魂与日本的神道精神结合在一起，成为神化和维护天皇统治的思想工具。

此外，随着西方天主教的传入，西方的文化思想也开始向日本渗透。为了防止欧洲殖民势力和文化思想的入侵，最初，日本采取了“锁国”的，反对一切西方宗教和文化思想。后来，又采取区别对待的禁“洋教”，不禁“洋学”的，只通过荷兰人了解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因此，西方文化在当时也被称为“兰学”。“兰学”的传人，对于19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反封建的启蒙思想有直接的影响。

幕府时期，日本的具有等级特点的教育机构逐渐发展起来，主有以下3种类型：

（1）幕府直辖的学校机构。主要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习所、开成所及医学所等。其中，1631年成立的昌平坂学问所是最重要的儒学传播的中心。它设有祭祖孔子的圣堂，重视学校研究，许多藩校的教师都来自于该校。和学讲习所是传授日本国学的中心。开成所是传授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和西方语言的中心。医学所主要教授荷兰医学。

（2）藩学。藩学一般设在地方封建主“大名”的领地上，以培养藩国的武士为目的。藩学的教学内容最初是以教授汉学书籍为主，同时教以习武。1715年以后，逐渐增加了近代科学知识的内容，如数学、医学、航海和军事技术、西方语言等。也有的藩学重视日本的国学和日本历史的研究。

（3）民众的教育机构，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等学校。乡学分为大名的亲族或家庭为自己的子女开办的学校和庶民在乡村中设立的学校两种。前一种类似于藩学，后一种类似于守子屋。私塾是由学者个人收徒授业的，有的以传授一家之说而闻名。寺子屋在幕府初期受佛教的影响多设在寺院。后来随着民众对文化需求的强烈，设在寺院以外的寺子屋逐渐增多，到明治维新前夕，已发展到2万多所。寺子屋的开办人最初多为僧侣，后来一些武士、医生和平民也加入了进去。寺子屋的学生称“寺子”，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以平民子弟最多。学习的科目主要是读、写、算和诵读佛经等。寺子屋作为一种初级的教育机构，具有广泛的大众性，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初等教育的普及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封建社会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反对封建制度、主张学习西方以自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1834－1901）年青时曾研究过汉学、兰学，并于1860－1867年间三次去过欧美，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强烈批评日本封建制度和文化的落后性，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社会改革。他认为，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比，缺乏独立心和数理知识。因此，他一生积极从事宣传新思想和培养新人的教育活动。在教育上，福泽渝吉特别重视个人独立性的养成，主张“以一身之独立，求一国之独立”。他强调，学校教育“不是传授知识的，而是开发人类天资的场所”。1858年，他创立的“兰学塾”（1868年改为庆应义塾）强调独立精神的培养，重视数理之学研究，为明治维新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福泽谕吉也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认为学校教育不重视家庭教育，犹如“枯木求花”。此外，福泽谕吉还积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著作和译著达数十卷。主要著作有《劝学篇》（187－1876）、《文明论之概略》（1875年）、《文明教育论》(1889年)。

二、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教育

1868年，是日本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以中、下级武士和藩主为代表的倒幕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政权，发表“王政复古”、废除将军制的宣言，成立了明治政府。明治期间，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从此，日本进入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时期。

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改革目标。其中，“富国强兵”就是建立一个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殖产兴业”就是鼓励与扶持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文明开化”就是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技术和知识，以保证日本的独立、富强；免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为此，1868年3月，日本以天皇誓言的形式发布了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御誓文》，其中的“破从来之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两条，表明日本新兴资产阶级放弃闭关自守政策，向西方学习的决心。与改革目标和施政纲领相适应，且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确保了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直接统治。同时，改革中央政府管理体制，设置适应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新的官制。其中，设置了文部省，负责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部省成立后，即着手学校制度的改革。1872年8月，颁布了日本近代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令》，具体规定了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和学校制度。

《学制令》由学区、学校、教员、学生和考试5大部分组成。在教育领导体制方面，日本仿效法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学区制。在文部省的统一管辖之下，日本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每个大学区设立1所大学和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立1所中学。中学区又分成210个小学区，每个区设贝所小学，计划在全国设立57360所小学。教育行政管理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即在文部省的统一领导下，设立督学局。各大学区设督学，各中学设监督。督学有权与地方官员协商督办区内的学校。学区的监督负责管理和监督小学区的学务。为了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学制令》规定废止寺子屋和乡学，开办8年制的、分为初级和高级两段各4年的小学校，接受普及义务教育。《学制令》的制定反映了日本教育改革的决心，但由于日本当时财政困难，百姓又不满征收过重的教育税和学费，日本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捣毁学校的事件，新学制的改革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从1873年到1878年，日本的小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有较大的增加。1873年，日本小学适龄儿童的人学率只有28．l％，到1878年已上升到40．2％。但日本的教育仍面临着教育管理体制、学校制度和教科书等问题。1879年，日本废除了1872年的《学制令》，颁布了《教育令》。

《教育令》是日本参照美国的教育改革，第二次建立国民教育制度的尝试。其特点是中央放宽对地方教育事业的控制，给他方更多的自主权。主要内容有，废除大学区制，把教育行政领导权交给地方；实行选举制，由各地民众选出的学务委员会负责管理学校；改变学制，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年限缩短为4年。由于《教育令》受美国的影响，强调地方分权和教育自由化，很快遭到反对。1880年，《教育令》又作修改，中央政府又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控制，选举制又改为任命制，4－4分段的小学学制改为3-3-2分段的学制（即小学初级科3年，中级科3年，高级科2年），其中小学初级科的3年为义务教育阶段。

19世纪8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在天皇制的国家政权的大力扶持下得到迅速的发展，日本的经济也转化为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以特权商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为了适应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发展，1885年，日本废除了太政官制，建立了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任总理大臣。

1885年，森有礼任文部大臣，开始了日本新的教育改革。森有礼接受了德国国家主义的思想，主张通过教育维护君主立宪制。他强调为了国家的富强，应当实施全民皆兵的军事训练教育。根据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188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学校令》，其中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

《小学校令》规定，小学仍恢复1872年的《学制令》规定的4-4分段的学制，即设4年制寻常小学和4年制高等小学。小学实行收费制，前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

《中学校令》规定，中学分为寻常中学和高级中学。前者为5年制，由地方设置管理，属于普通教育学校。后者为2年制，属于大学预科性质，全国只设5所，由文部省大臣直接管辖。

《帝国大学令》规定，将日本的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实行学院制。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和分科大学组成。大学院侧重学术和科学研究，分科大学侧重传授专门知识和培养国家应用方面的人才。分科大学设法、理、医、工、文五个学院，其中法学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校长兼任帝国大学的总校长。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又成立了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等几所帝国大学，原帝国大学改为东京帝国大学。

《师范学校令》规定，将师范学校分为普通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普通师范学校由地方设立，培养公立小学的教师和校长。高等师范学校由国家设立，培养中学教师和校长，也培养普通师范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师范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教员应具备的品德和学识。在品德方面，特别强调培养顺良、信爱和威重的气质。同时，还要对师范生进行军事体操训练，实行兵营式管理。以后，这种军事训练制度逐步扩展到大学、中学和小学，各级学校成为培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基地。

在强化对日本各级学校进行改革和管理的同时，日本政府为了进一步巩固天皇制的国家政体，十分重视对国民的思想道德教育。1889年，日本颁布了帝国宪法，承认天皇统治的合法性。1890年，日本政府以天皇诏敕的名义颁布了以儒家忠孝、仁爱为教育内容，掺杂近代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教育敕语》。它规定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忠于天皇的臣民和忠于父辈的孝子，要求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教育人们在家做孝子，在外做忠臣。在道德教育方面，还要求培养学生“忠君爱国”、“义勇奉公”、“保卫皇运”的品质。《教育敕语》的颁布，规定了日本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奠定了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基础，一直成为二战以前日本教育的总的指导纲领。

《学校令》颁布以后，日本的各级学校教育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891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为50.3%，到1902年，日本基本上普及了初等教育。这一时期，日本的职业教育也得到一定的发展。1893年和1894年，日本先后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和《徒弟学校规程》、《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以及《贸易学校规程》等法规，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到1908年，日本实业补习学校已有4185所。